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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灵之约杨立君我的哑弟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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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:

杨立君,女,年生人,年参加工作,年入党。先后在原鹤立河农场七分场任农工、妇代会主任、团总支书记、青年干事、知青队长、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员等职。年起,先后任新华农场五校、一中教师、教育科科员、农场党委秘书、任农场工会副主席、宣传部长。曾在《工人日报》、《中国改革报》、《农垦日报》、《黑龙江经济报》《粮油市场报》等多家报刊头版头条或重要版面发表重头新闻。

我的“哑弟”

那个年代,大中专院校招生采取的是公推公选的办法。

一天中午,母亲收工路过大队部的房山头,见一群知青正围在一张写有“大中专院校预选人名单”的大红告示前指指点点,说长道短:“杨宝星是谁?男的女的?哪个单位的?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?”“好像是机耕队那个哑巴,听说他的活儿不错。”“哑巴怎么能上大学?这不明明是占别人的名额吗?”听到人们在非议自己的儿子,母亲立刻挺身纠正:“谁说我儿子是哑巴?我儿子不但不聋不哑,而且聪明着呢,放在哪都是好样的!”一看说话的是杨指导员的老伴儿,知青们都散去了。

人们议论的哑巴,正是我的亲弟弟杨宝星。当时是原鹤立河农场七分场机耕队的一名工人。弟弟在我们五姊妹中位列老三,上有两姐,下有两妹,就像一个花骨朵被一大堆盛开的鲜花掩盖,根本显不出他来。其实,从外表看,弟弟也蛮男子汉的,几乎无可挑剔:一米八的个子,笔直的身材,白皙的面庞,彬彬的神情。唯一的缺点是少言寡语,很多人甚至都没听他说过话。难怪人们称他为哑巴。

弟弟哑巴的程度确实了得,可以称得上一门“功夫”,非一般人能够修炼。小的时候,遇到左邻右舍从未听弟弟喊过一声“叔叔”或“阿姨”;上学的时候,若不是老师点名道姓,弟弟从来不会主动抢答;工作以后,也从来未见弟弟主动向师傅请教过问题;就连搞对象这种事,也都是女孩子上赶着搭讪他。

可不要以为弟弟拙嘴笨腮就是智商低下。弟弟打小就聪明过人。记得那时候过年买不到灯笼,家家户户都自己制作,但流行的样式也不过是一些三棱锥、四方块、五角星形状。我的弟弟不晓得从哪个老匠人那里看来的一种叫“走马灯”的灯笼。就是用诸多秸秆刻槽、铆合成马头、马尾,糊上颜色鲜艳的剪纸,灯内点上蜡烛,蜡烛产生热力造成气流,令轮轴转动,图像便不停地游走。弟弟用钉子将其固定在杆子上,高高地悬挂在夜空,别具一格,引来不少参观者。还记得我刚刚上班那些年,每天晚上都要到知青宿舍去参加政治学习,天天走夜路黑灯瞎火,磕磕绊绊,两节电池的手电筒根本不太管用。弟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段废弃的的手电筒尾部,和另一只手电筒接在一起,由于家里没有焊接工具,其连接处是他自己想出的一端打孔,另一端留爪,然后咬合的办法完成的。当时我的四节长的手电筒俨然成了黑夜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令同行者羡叹不已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满以为接触人多了,接触面广了,弟弟会变得开朗一些,话多一些,恰恰相反,弟弟哑巴得更严重了。无论好话、赖话,真话、假话,当讲的、不当讲的,他一律不开口,就好像他的嘴被安装了过滤嘴儿,不,分明是拉链。然而,不管好活、孬活,脏活、累活,他却从不挑肥拣瘦,说咸道淡。他的信条是,“干就完了。”面对周围一张张花言巧语的甜嘴、能编会造的巧嘴、喋喋不休的碎嘴,他从不理会;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夸嘴、搬弄是非的臭嘴、言之无物的贫嘴,他概不评论;而对那些针锋相对的顶嘴、能言善辩的斗嘴、死人说活的名嘴,他更是望风而逃。他认为,“别人好坏与我何干?做好自己比啥都强。”我经常嘲笑弟弟的嘴,就是聋子的耳朵——装饰品。

弟弟从来一声不响不言语,他是用眼看,用脑记,用心悟。同时参加工作的般大般的小兄弟,别人需一年才能熟悉的技术,弟弟只需两个月便可以独挡一面。远处一台拖拉机驶来,弟弟无需拆开来查看,只需听听声音,就知道哪里出了毛病。有一年,弟弟和弟媳去威海办事,赶上公交车的晚高峰,等了一辆又一辆全是满员。为了赶时间,只好改为打出租。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出租车,刚刚坐上,弟弟便说“这车要坏。”司机不屑地问,“你凭什么这么说?”弟弟不动声色地说,“好像是传动轴出了问题,你这车开不了多远。”果不然,没过两分钟,司机和弟弟同时感到脚下“啪啪”地震响,车子戛然而止。从车后窗望去,传动轴已掉落在十几米开外的路上。司机不得不服,又是致歉,又是感谢,一定要留下弟弟的电话和地址,说是以后修车就非弟弟不可了。弟弟笑笑说,“不必了,告诉你也没用,我在黑龙江工作呢。”

尽管弟弟一向哑口无言,但并不影响他的口碑、威信、人缘和升迁。在七分场机耕队工作没多久,弟弟就被选拔到镇上的修配厂。接着,又被场部的大修厂要去当了师傅。在大修厂期间,基层的几十个连队、周边十里八乡的农村社员都慕名来找“小杨师傅”修车。后来调到哈尔滨广来汽车修配厂工作,当时长春举办的日本专家讲习班,厂里只有一个名额前去参加,选派的便是弟弟。再后来,弟弟所在单位改制,他放弃了人人都认为他可以竞聘厂长的机会,跳槽到了其他修配厂。再再后来,弟弟曾经的厂长在大庆建了一个汽修厂,放心地把厂子全权交给了弟弟打理。

“哑弟”不说话,他有不说话的处事方式。

有些事,他是用腿解决的。在七分场机耕队工作时,弟弟的车组经常在分场十几里开外的水库修水利。一次,机车出现故障,师傅派弟弟回分场取零件。返回途中,巧遇当时的一把手刘大队长。见弟弟累得满头大汗,刘大队长便主动把自己的自行车塞给弟弟,“晚上给我骑回来就行。”弟弟当时根本就不会骑自行车(因为家里穷,那时买不起自行车),但他羞于说不会,心想,“就凭我这两条大长腿,夹也要把车子夹走。”于是,他当着刘大队长的面儿,纵身一跨,飞也般地将车子骑走了。晚上下班时,又娴熟地将车子骑回来了。

有些事,他是用眼解决的。早些年,火车上的小偷特别多。有一年春节,弟弟探亲回农场。由于是夜间行车,车厢里稀稀拉拉没几个人,而且都已熟睡,弟弟也依在靠背上进入了梦乡。一个小偷坐在了弟弟的对面。弟弟毛衣里面的衬衫口袋清晰地显露出钱包的轮廓。小偷掏出剃须刀片对准弟弟的衬衫口袋底边,三下两下便割开弟弟的毛衣。但就在小偷往外抽钱包时,由于个别毛线没有割断,一不小心把弟弟碰醒。弟弟既没有下意识地叫喊,也没去和小偷搏斗,而是慢慢地点燃一支烟,用犀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小偷,两人对视足足有十分钟,直至小偷颤抖地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两张“大白边儿”放在小桌上,“大哥,对不起,这元钱就算赔你毛衣钱了,别嫌少啊。”然后,灰溜溜地逃离了该节车厢。

有些事,他是用手解决的。弟弟平时有个爱起早的好习惯,每天,他都早早地把早餐弄好,静静地等待妻儿起床吃饭。饭菜放久了就会晾凉,但扯着嗓子这屋那屋的地叫喊“起床啦吃饭啦”又不是他的性格,弟弟便用拳头挨个地在妻儿的脖颈处碰一下,冰冷的手立刻就把妻儿触醒,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家人的起床问题。

“哑弟”一生少言寡语,无是无非,随遇而安,平淡无奇,看上去似乎没有几个朋友,但提起来却人人都竖大拇指。

年,“哑弟”突发心梗过世,享年62岁。人们都说,“白瞎了杨宝星那个人,走得太早啦!”

浓情黑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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